自行车·警用车

记  者 张念炜 通讯员 杨  勇

李福启现在是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的一名老民警，今年已经退休。但是，他还是舍不下自己的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回到分局，看看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我16岁时，就在盘龙分局环城路派出所担任户籍段长。几十年的从警生涯，直到退休了还是忘不掉自己的本职工作啊！”本来，分局想返聘他，但他拒绝了：“我的钱够用了，我只是想尽点老民警的心。”

在膝盖上作笔录的岁月  

1970年，李福启从昆明十九中毕业，被招录到环城东路派出所任户籍段长。那年，他才16岁。

当时，环城东路派出所的办公地址是解放前一个资本家的住所。整个派出所只有两张大长桌，民警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桌。后来，勉强做到了一个民警有一个抽屉放置自己的办公用品。

每当遇到审讯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有在院子里进行。这时，民警就喊犯人在院子里打盘脚坐在地上，记录员蹲在地上，在膝盖上写字作笔录。

“当时，不但工作条件艰苦，而且生活也很艰苦。到了晚上，民警们没有宿舍，就在办公室的地上铺张草席，将床单盖在草席上。为防止床单滑动，只好在四个角上用图钉将床单钉在草席上。没有枕头，就将自己的衣服折叠起来或者卷起来当枕头用。”

李福启介绍，当时民警的制服是上黄下蓝，领子上有个红领章，头上是小檐帽配国徽。“即便是这样的制服，机关里的民警还领不到，只有基层派出所的民警才一人有一套。执行公务的时候，民警们才舍得拿出来穿一下，平时就折叠好摆放着。当时，也没有洗衣粉、洗衣液这些东西，警服脏了就到昆明洋碱厂购买大坨洋碱（肥皂）来清洗。”

李福启感叹：“当时民警的工资只有16.5元，28斤的粮食供应指标，生活比较艰苦。”

派出所只有一副手铐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后，公、检、法相继恢复建制，独立办公。民警制服也改成上白下蓝，小檐帽改成了蓝色的大檐帽，还有一个白色的套子。每年5月份以后，就将白色的套子套在大檐帽上。这样，大檐帽就由蓝色变成白色的了。

“当时，这种警服还是只有派出所的民警才能人均一套。那时候，一个派出所只有一副手铐，5支公用的大20响手枪。”

李福启介绍，那时，盘龙分局还先后成立了西山监狱、西山采石场、昆明警司学习班。工人纠察大队负责收容晚上不归家的人员和在街上游荡的、吹口哨的、偷看女厕所的、看黄色书籍的人员。一旦纠察到这些人员，就全部送进昆明警司学习班。

“那时候，外来流动人员很少。即便有人偶尔外出，也要有村、大队和乡镇的三级证明。如果没有，就将被作为‘三无’人员处理，要被送到黄土坡的民政局收容所收容。”

后来，马市口成立了一个拘留所，二尺八的牌子上只有“拘留所”三个大字。拘留所有五间房子，四间关男嫌疑人，一间关女嫌疑人。一旦抓到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员，就送到拘留所来。其中，一部分人会被送到西山采石厂进行劳动改造，边改造边审查。

“警用车辆”是两辆自行车

改革开放后，民警的服装由上白下蓝改为全身草绿色的制服，肩扛盾牌，帽徽由原来的国徽改成警徽，基本上全部民警都领到了制服。民警的工资，也由原来的16.5元也涨到34.5元。

“这时候，派出所的办公条件也有所好转，环城路派出所当时配置了两辆金鸡牌自行车，所长一辆，内勤一辆，其他民警还是要靠两条腿走路办理案件。”

后来，为了解决所里缺少娱乐设施的现状，民警们就利用休息时间，跑到铁道兵废钢厂捡废钢块，拿到昆明市第一钢铁厂出售，所卖的钱购买了一台山茶牌黑白电视机。这下，派出所里热闹了起来，附近的群众也经常跑到所里看电视。

到1982年，派出所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青年路设置了菜市场，派出所根据市场需要，成立了治安联防队，相应收取联防费和自行车保管费。“这样，派出所多了点活动经费，办公条件也有了变化，自行车从原来的两辆发展到五辆，新配置了枪支，办公条件逐步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