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的红色恋曲

永胜县公安局 关振萍

阿婆的家住在金沙江畔一个叫格子的小镇边上，院墙被一圈高大的垂柳簇拥着。柳花开的时候，柔软的枝条经江风一吹，常常会洒下一阵毛茸茸的柳花雨，而每到这时，一向爱干净的阿婆却不再打扫院子，任由我和小伙伴们踩着满地的柳絮尽情嬉戏，直到三月清明来临，阿婆摆下香案，带着我到江边朝北磕了头，才回来慢悠悠地清扫那些败色的柳絮，这种固定而奇特的记忆，一直是我童年时代一个疑惑而难忘的亮点。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年到阿婆家的，也不明白父母为什么送我到阿婆家常住，只记得母亲每次来格子看我，都一再嘱咐我要听阿婆的话，我虽然也想念远在永北的父母，但由于我从小跟阿婆生活惯了，我更愿意接受阿婆的宽容与溺爱。

我和阿婆都不喜欢夜晚，也常常会在阿婆哄我入睡之前追问阿公阿舅以及其他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而阿婆却始终不肯正面回答我的提问。直到我长到不愿意睡她的“脚头间”的年龄，我才断断续续地得知，阿婆生下我母亲才一个多月，阿公就出远门去了，这才是我没有阿公阿舅和表哥表姐的真正原因。

上初中的那年的一个下午，历史老师讲到了红军长征过格子的故事。也许是为了突出他讲课生动的缘故，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阿公就是当年跟着红军北上抗日后叛变投敌的格子人，同学们听了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阿婆见我哭着回家，紧张得问这问那。我边哭边把课堂上老师讲的话告诉了阿婆，阿婆听了，一边为我做晚饭一边给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你的阿公是地道的格子人，我和他十三岁定亲，十八岁成亲，算得上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有情人，四十多年前一个柳花初开的季节，我生下了你的母亲，正当我们沉浸在做父母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格子渡来了很多穿灰衣裳的军人，他们有的骑着高头大马，有的背着背包穿着草鞋，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有红五星的八角帽，他们一到格子就贴标语喊口号，张罗着找船过江。当时我家有一条渡船，你阿公就跟他们划船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阿公才给他们划了两天船，就回来跟我说他要跟着这些人去当兵，说他们是穷人的军队，是红军，办事公道，对老百姓很好，当官的和当兵的都一个样。我刚刚做满月子，不同意他走，叫他去跟老人商量，他说老人不会同意，要我不要跟老人说，我以为他不会认真，就没有跟老人去说。到了第三天晚上，你阿公换了一身灰布军装回来，他像一个小孩似的跪在我的床前，交给我30块大洋，说他已经参加红军了，马上就要跟着红军到北方去打日本鬼子，要我照顾好家中的两个老人，等仗打完了就回来看我。我懂得你阿公的脾气，知道拗不过他，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你阿公走后，我不敢把我同意你阿公当兵的事告诉两个老人，两个老人以为是红军把你阿公抓走了，并没有十分责怪我。开初我答应你阿公去当红军，以为他过上一年半载就会回来了，可哪里知道，这一去他就没有了他的音信。我只能看着你母亲一天天长大，在无尽的寂寞和期盼中，陪伴着日渐苍老的公婆，年复一年地看着门前的金沙江水悄悄流逝。1950年，丽江解放，镇上成立了人民政府，有人来寻找找红军家属，我们才晓得这个天下是红军带着穷人打下的天下，红军是新中国的英雄。经过当年帮助过红军渡江的人们作证，我们一家人正式成为了光荣军属，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待和照顾。

抗美援朝第二年，邻村有一个参加红军的人回来，他到格子与政府的人讲，说你阿公到陕北参加西路军东征，在战场上投降了马家军，民政部门相信了他的说法，第二天就来我家摘走了光荣军属的牌子，取消了我家的军属待遇。我一直相信你阿公还活着，也不会叛变革命，他迟早会回格子来看望我们。我甚至还会想，你阿公也像别人一样当了官，骑着高头大马回来接我们出去享清福。正因为有了这些想法，我才最终没有去死，从那以后，每到你阿公参加红军的日子，我都要到渡口去烧香，一来希望上天能够保佑你阿公在外平平安安，二来希望你阿公能够早点回来。可这香烧了一年又一年，院子旁边的柳树绿了一春又一春，我带着你母亲和你烧了快三十年的香，至今没有你阿公的音信，也不知道这香还要烧到哪一年。” 

我迫不及待地问：“阿公是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三月初八，正是清明时节，满院子都是半干半蔫的柳花，脚踩上去软绵绵的，我到今天还忘记不了。”

“你怎么不去找阿公呢？”我又问道。

“有几次我都打好了炒面，准备带着你母亲去北方找你阿公，可北方在哪里呢，我没有文化，没有钱，没有出门的经验，连汉话都讲不熟套，找你阿公，也仅仅只是想想了。”

“我为什么会在格子呢？”

“傻孩子”，阿婆说，“你母亲出嫁以后，我一个人住在这大院子里，感到特别的孤独，你妈妈心疼我，就把你送来陪我了。”

“为什么不去永北找我妈妈呢？”我有点不依不饶。

“不是永北不好，这房子是你阿公的，我要替他守着，万一有一天你阿公回来见不着我，他会伤心的。”阿婆煞有介事地回答了我的追问，接着意味深长地反问我：“你说你的阿公会叛变吗？”

“不会！”我告诉阿婆，“我的阿公是不会叛变的，等我长大以后一定把阿公找回来给你。”

阿婆相信了我的说法，从那以后，他对我更是疼爱有加，而我，不管别人如何在我的面前评价我的阿公，我始终能坦然地面对他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西北的一所大学进修，临行前，阿婆不知从哪里听说我去的地方离延安很近，反复嘱咐我去找找阿公。在西安进修完毕，我怀揣着阿婆那个五十多年不灭的心愿，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到达延安之后，我找了一家小旅倌住下，一头扎进了当地的史料陈列馆，在翰如烟海的革命史料中，我努力寻找着阿公可能留下的痕迹。从二方面军入云南到1936年12月的陕北会师，从西路军的组建到李先念部的祁连山突围，我一字一句地查阅了整整三天，终于在一份油印的西路军失踪人员名单上找到了我阿公的名字，在所有被列为叛徒的名单中，都没有我阿公的名字。这两份资料至少可以向世人证明，阿公不是叛徒，是失踪的红军战士。

我欣喜若狂，复印了所有的证明材料，连忙找到邮局打通了离格子最近的一个朋友的电话，要他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阿婆，可朋友没等我说完，就告诉了我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原来就在我到达延安的当天，阿婆就病逝了，他刚刚参加了阿婆的葬礼。

从延安回来，我去格子为阿婆扫墓。我把从延安带来的复印件一张张烧在阿婆的坟前，一遍遍重复着在阿婆生前许下的诺言，祈祷神灵一定要把阿公不是叛徒的消息转告给阿婆，从中午到傍晚，我一直默默地守护在阿婆的坟旁，直到格子镇上炊烟四起，我才踏上了下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