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公安往事之

铲除社会毒瘤

记  者 张念炜 通讯员 杨  勇

“昆明解放后，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依然存在。为了彻底铲除这些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盘龙分局着手整顿社会治安，结合镇反，开展禁烟禁毒运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严格各项治安行政管理。”

老民警金永祥的讲述依然悠远。

禁烟禁毒运动 

1950年6月起，盘龙分局先后建立起小南门等11个派出所，实行以户口管理为基础的户口、治安分段管理责任制，代替民国时期警察的站岗、巡逻制。

1951年9月，各公安分局组建治安保卫委员会及户籍组长等群众组织，成为公安机关的有力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取代昆明市起义后成立的“街支会”，彻底废除国民党的保甲制度。1951年3月，各公安分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有计划、有组织地全面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金永祥介绍，镇压运动经历三个阶段，历时两年半，到1953年6月底结束。经盘龙区内各公安分局镇反判定，共查出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635人，占全区人口总数149061人的1.09%。

“与此同时，配合农村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全市的民主建政，协助专县农村捕回地主恶霸、土匪335名，本地处理封建把头、街道恶霸等172名。”

金永祥说，公安机关成立后，即着手整顿社会治安，结合镇反，开展禁烟禁毒运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严格各项治安行政管理，惩治贩毒大犯，帮助数以万计的烟民戒除吸毒恶习，取缔妓院和烟馆，收容近万名的妓女、乞丐、小偷和散兵游勇，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型劳动者。

“短短三四年时间，就清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治垃圾，迅速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战胜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颠覆、破坏和渗透，社会治安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人人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二次镇反活动

在此基础上，公安工作在中共中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投入保卫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盘龙分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保卫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上来，着手进行经济文化保卫、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各项基础业务建设。

“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即将到来之际，各种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妄图颠覆基层政权，进行暗杀，抢劫、放火、造谣等破坏活动，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也日渐突出。”

金永祥说，盘龙分局在区委及昆明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立即在社会上和单位内部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现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搜捕了一批逃亡的、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

“社会的镇反运动和内部肃反斗争，有力地保卫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人民币发行、粮油统购统销、棉布计划供应等经济改革措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金永祥介绍。

1956年，在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下，出现犯罪营垒分化瓦解的迹象。盘龙分局遵照上级指示，适时停止集中搜捕行动，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迫使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纷纷投案自首。

声势浩大的“安全运动”

1957年，在中共开展全党整风运动期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妄图否定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富、反、坏分子企图东山再起，互相纠集，进行复辟活动，从而出现严峻的“夏季形势”。

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再给反革命分子几次打击”的指示，盘龙分局传达全国和省、市公安会议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任务，结合反右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粉碎国内极少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地下组“党”建“军”的变天复辟梦。

“为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1958年还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安全运动’。接着，按照党的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广泛地实行就地社会改造，巩固、捍卫了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镇反运动，经历起伏三个阶段，到1959年基本结束，全区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局面。”

金永祥欣慰地说，1960年后，公安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化，在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的情况下，盘龙分局组织机构也日趋健全和发展，先后建立起预审、刑侦、特管等业务部门，公安业务基础建设也有所发展和提高，并加强了监所的执法检查。

同时，对敌斗争由运动形式转向隐蔽斗争，盘龙分局加强侦查破案，经济、文化保卫和治安管理工作，打击处理进行各种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保持了盘龙区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